習近平總書記說：“我對燕趙大地充滿深情。不只因為我在這塊土地上工作過，更是因為這是一塊革命的土地，英雄的土地，是‘新中國從這里走來’的土地。”

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，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多，和這里的人民“一塊苦、一塊過、一塊干”，傾注了極大心血和情感，他對這片熱土知之深、愛之切。他說：“正定是我的第二故鄉(xiāng)。”

摘掉“高產(chǎn)窮縣”帽子，走出“半城郊型”經(jīng)濟發(fā)展路子，在全省率先推行“大包干”，制定“人才九條”廣招天下英才，住在辦公室、吃在大食堂……“我渴望盡自己的微薄力量，親手為他們做一點實在事情”“真刀真槍干一場”“改革戲必須大家唱”“敢抓敢管敢于碰硬”……正定是習近平總書記從政開始的地方，也是他提出的“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”的實踐源頭。習近平總書記在這里的創(chuàng)新探索給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。

習近平總書記在正定工作期間的思想和實踐，充分體現(xiàn)了他在青年時期就具有堅定信念、為民情懷、改革思維、開放意識、務實作風和責任擔當，與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(zhàn)略一脈相承。

兩個多月來，河北日報記者深入采訪當年與習近平總書記接觸過的干部群眾，以“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難忘歲月”為主題，從心系民生、實干實政、改革創(chuàng)新、擴大開放、轉變作風等5個方面，采寫了系列長篇通訊，真實展現(xiàn)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正定工作期間的從政風范和人格魅力，使人們從中得到啟迪，汲取力量，牢固樹立“四個意識”，在思想上和行動上更加忠誠核心、維護核心、捍衛(wèi)核心，切實增強實現(xiàn)“兩個一百年”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信心和決心，以優(yōu)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。

在正定，有一份記憶，珍藏在許多人的腦海，歷經(jīng)30多年不曾褪色。

在正定，有一種情感，沉淀在許多人的心里，歷經(jīng)30多年不曾消減。

1982年3月，29歲的習近平來到這里，寫下了自己從政經(jīng)歷的第一筆。

三年多時間，一千多個日日夜夜，習近平始終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——

為百姓吃飽肚子，他勇于擔當，為“高產(chǎn)窮縣”減少征購跑省進京，實事求是反映人民心聲； 

為鄉(xiāng)親致富，他不斷找尋讓群眾生活好起來、富起來的路子；

為了正定的未來，他關心教育，從校舍抓起，要求每個村莊最好的房子是學校；

……

“明天，我就離開正定了，這點兒錢留下給孩子們買圖書吧。”1985年5月赴廈門任職前，他仍牽掛著孩子們。

習近平牽掛著正定，正定人民也牽掛著他。

離休老干部閆月芬養(yǎng)成了追著習近平任職地電視臺看新聞的習慣：“他上了福建我就看福建臺，他上浙江我就看浙江臺，他到上海我就看上海臺，他上了北京我就看中央臺。他心里有我們，我們心里也有他。”

“老書記好！”2008年1月和2013年7月，已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習近平兩次到正定塔元莊村調(diào)研指導，當歡迎的人群中響起一聲聲“老書記”時，他高興地將手伸過去，與群眾一一握手。

在正定人的心目中，無論習近平走到哪里，職位多高，依然是當年那個心里裝著百姓的“老書記”。

   摘掉“高產(chǎn)窮縣”的帽子

 “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，咱們這些領導對不起江東父老。”
——習近平

1983年8月，為了讓農(nóng)民增收，時任正定縣委副書記習近平（右一）到河間縣考察棉花生產(chǎn)。（資料圖片）

 
1982年4月初的一天，緊鄰正定縣城的永安公社三角村大隊部走進了幾個推著自行車的人。

“這是習書記，到你們村轉轉，了解了解情況。”有人向迎出來的大隊干部介紹身邊個子最高的年輕人。

1982年3月25日，主動要求到基層工作的習近平，被石家莊地委任命為正定縣委副書記。到任伊始，他就騎著自行車走村串戶，調(diào)查研究。

全縣第一個糧食畝產(chǎn)過千斤的三角村是習近平調(diào)研的首站。

可習近平?jīng)]想到，出了大隊部，和站在街頭的幾位群眾拉起家常，大家說到生活上的首要問題竟是“糧食不夠吃”。

“一年干下來，從年頭吃不到年尾。”

“誰家不夠吃了，就偷著去新樂、無極、藁城等鄰縣的村里換紅薯干吃。”

“一斤糧食能換三五斤紅薯干，總比餓肚子強。”

聽到大家七嘴八舌倒苦水，習近平關心地追問：“村里這樣人家多嗎？”“別的村也這樣嗎？”

說話間，人群旁過去幾輛自行車，一位社員抬手指著車上馱著的小口袋告訴習近平：“你瞧，這準是去換紅薯干的。”

“近的騎十幾里，遠的騎幾十里。還得偷著，怕丟了先進村的人呢。”今年60歲的三角村村民馮新貞憶起往事，忍不住嘆息：“征購交得多，手里又沒錢買糧，沒辦法啊！”

上世紀70年代初，正定成為我國北方地區(qū)第一個糧食畝產(chǎn)“上綱要”“過黃河”“跨長江”的高產(chǎn)縣，被樹為全國“農(nóng)業(yè)學大寨”的先進典型。全縣每年糧食征購任務高達7600萬斤，交完征購，再扣除種子、飼料等，留下的口糧已經(jīng)遠不夠百姓填飽肚子。由于保征購是政治任務，必須完成，地里只能上茬小麥下茬玉米。
馮新貞給記者算了筆當年的賬：“一斤小麥1毛2，一斤玉米8分，一畝地最多收入60多塊。棉花一斤一塊多，一畝地能收至少100多塊。你說，光種糧食，老百姓手里哪能有錢？”

1981年底，全縣人均收入僅140多元，每天只有4角錢。

從三角村調(diào)研回來沒多久，一天晚上，看到時任縣委副書記的程寶懷辦公室還亮著燈，習近平便推門進去。

“老程啊，領導說讓我到正定任職，是給我選了一個‘好縣’。依你看，什么是‘好縣’？”

程寶懷脫口而出：“咱正定就是好縣啊。”

他給了習近平三個理由：一是對國家的貢獻大，每年上交糧食征購全省第一；二是縣里領導班子很團結；三是全國“農(nóng)業(yè)學大寨”先進縣。“像三角村，又是先進中的先進，全國各地可都來參觀學習呢。”

習近平聽后笑了：“老程啊，我認為，是不是‘好縣’應該以老百姓生活得好不好來衡量。你剛才說的三角村，畝產(chǎn)過千斤可農(nóng)民還吃不飽，偷著到外縣換紅薯干吃。這些事，你了解不？”

“我了解。”程寶懷說。

習近平點點頭，繼續(xù)分析：“我覺得正定當前的現(xiàn)狀是，經(jīng)濟上農(nóng)業(yè)單打一，農(nóng)業(yè)上糧食單打一。交的糧食越多，群眾收入越低，咱們實際是個‘高產(chǎn)窮縣’！”
最后，習近平鄭重地說：“我們應該向上級反映一下，爭取減少一部分征購。”
為什么習近平如此關注“高產(chǎn)窮縣”？

在一次縣委的小型座談會上，習近平進行了解釋：“絕不能光講糧食生產(chǎn)、光講高產(chǎn)糧，不講經(jīng)濟效益。”“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，咱們這些領導對不起江東父老。”

“高征購導致群眾吃不飽并不是三角村甚至也不是正定獨有的。”當時在縣委辦公室資料組工作的李亞平說，在那個年代，向上級反映高征購問題，說輕了是思想覺悟低，說重了那可就是政治立場問題了。“要向上級反映這個事兒，心里沒把老百姓當回事，沒有點為民請命的擔當精神是下不了這個決心的。”

習近平的思考和提議與時任縣委副書記的呂玉蘭不謀而合。

在1994年習近平撰寫的《高風昭日月 亮節(jié)啟后人——深切懷念呂玉蘭同志》一文中，他贊揚呂玉蘭：“了解到征購過重情況后，就主張縣委如實向上級反映，經(jīng)過努力，終于使糧食征購任務核減到4800萬斤，給正定人民以休養(yǎng)生息的機會。”文中只字未提自己，可知情人都知道他在解決這一問題中的貢獻。

“習書記和呂書記主張如實向上級反映，其實大家心里都贊成。”時任縣委辦公室干事的張銀耀說，但許多人有顧慮和擔心，一是怕有損全國“農(nóng)業(yè)學大寨”先進縣的形象，二是怕上級領導不高興，三是怕對習近平個人政治前途有影響。

對這些顧慮和擔心，習近平的回答是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實事求是。同中央保持一致，就應實事求是反映群眾心聲，反映現(xiàn)實問題。

因此，習近平與呂玉蘭一起，跑省進京，向各級相關部門反映這一問題。

中央很快就派人到正定，與省、地兩級相關部門聯(lián)合組成了調(diào)查組。

調(diào)查組進村入戶下田，不到十天時間，找了一百多名干部群眾了解情況。

經(jīng)過核查，調(diào)查組把正定糧食征購的實際情況摸清了。當年，全縣糧食征購任務減少了2800萬斤。

這一減，三角村村民家的飯桌上多了白面饅頭，少了紅薯干。

這一減，正定棉花種植面積很快由1萬畝增加到19萬畝。

為擴大經(jīng)濟作物種植面積、增加農(nóng)民收入，習近平還在14.3萬畝河灘地上做起了文章。他提出，重點種植林果、花生、瓜菜等經(jīng)濟效益好的作物。

在習近平的指導推動下，當時的西柏棠公社塔元莊大隊積極在河灘地上發(fā)展起棉花、花生等多種經(jīng)濟作物種植。

塔元莊大隊人均耕地只有半畝，可開發(fā)利用的河灘地卻有幾百畝。

    “我們就按習書記的指示，鼓勵社員搞開發(fā)。誰開發(fā)了收成就是誰的，大家伙兒積極性很高。”時任塔元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趙桂林回憶，挖壟溝、打機井、平整土地，河灘地上冬閑變成了冬忙。開發(fā)利用河灘地100多畝，一畝地就為農(nóng)民增收約300元。

“后來習書記再到我們村調(diào)研時，我跟他說起河灘地的開發(fā)情況，他很高興。”趙桂林說。

經(jīng)過這樣的“減”和“增”，1983年，正定縣農(nóng)村人均收入達到358元，同比增長52.3%。

“解決高征購是習書記來后，啃下的第一塊硬骨頭。他為什么能實事求是、體恤百姓、為民請命？”曾采訪過習近平的原《河北青年》雜志編輯周偉思認為，因為吃過很多苦的他“見不得百姓受苦”。

周偉思曾問過習近平：“為什么要放棄優(yōu)越的條件，主動申請到一個小縣城做基層工作？”

習近平的回答是，七年的插隊生活，使他忘不了農(nóng)民的艱辛和農(nóng)村的一切,強烈的社會責任感，讓他內(nèi)心深處始終牽掛著遠方貧困的溝壑與山嶺……“我渴望盡自己的微薄力量，親手為他們做一點實在事情。”“在生我養(yǎng)我哺育我的人民身邊，和他們一起為理想、事業(yè)奮斗。”

周偉思發(fā)表于1984年的報告文學《而立之年》里記錄了習近平赴任正定前的心路歷程：

人生太短，在時間的長河里，真正干事業(yè)的時間不過二三十年。這二三十年來不得一刻荒蕪，來不得一點嬉皮笑臉。這樣，或許可以辦成一兩件事，或許對人類、社會、祖國可以做一點貢獻。這能有所貢獻之年是多么值得珍惜啊。

李亞平1983年8月21日的日記中，也記載著習近平邊吃午飯邊聊時的真情流露：

“我現(xiàn)在可以說是從生活的鍋底一下翻到了社會的頂巔，可是自己覺得并沒有喜悅感、快樂感，總是感到有一種責任，就是再也不能讓文革那樣的情況重演了。”“舒適的生活是庸人的追求，我是準備著入‘苦海’的。”

在黨的十八大閉幕后的記者招待會上，作為總書記的習近平向全國人民莊嚴承諾：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！

在正定，習近平從政伊始，就是這樣實踐的。 

為萬元戶頒發(fā)“率先致富獎”

“治國之道首先裕民，民富才能國強。”

1985年1月20日，屋外滴水成冰，屋內(nèi)暖意融融。

“率先致富獎，甘國田、劉成永……”

正定縣招待所的會議廳里，一場氣氛莊重又熱烈的三級干部會正在進行。

與以往“三干會”不同，這一次，表彰先進是會議的一項重要內(nèi)容。

令與會者感到新鮮的是，表彰名目叫縣委書記、縣長獎，獎項有“伯樂獎”“自學成才獎”“特別獎”，甚至還有一個“率先致富獎”。表彰對象既有種花養(yǎng)雞的普通農(nóng)民，也有干個體、辦私營企業(yè)的小老板。

正定鎮(zhèn)順城關村今年已經(jīng)73歲的老大娘劉小果家的小木柜里，一直珍藏著一本獲獎證書。

略顯陳舊的紅色證書封皮，印著“縣委書記 縣長獎勵證書”字樣。內(nèi)頁藍黑色鋼筆水寫就的字跡雖有褪色仍清晰可見：甘國田，男，42歲，正定鎮(zhèn)順城關農(nóng)民，種花專業(yè)戶，一九八四年純收入14000多元。授予率先致富獎。批準人：習近平（?。?、劉樹章（印），1985年1月20日。

在劉小果看來，這本證書記載著丈夫甘國田，一個普通農(nóng)民一輩子最光榮的時刻。

“縣上發(fā)的獎，上面還有習書記的名字呢！”領獎回家半天了，甘國田把證書拿在手里，看了又看、摸了又摸。

“其實，父親獲獎前，習書記就來過我家。加上后來，前前后后有好幾回。”如今已50歲的兒子甘語錄回憶，“有一次，他是在一個冬天快晌午的時候來的。”

那天，甘語錄忽然聽見院外有人招呼，開門一看，一個穿著綠軍大衣的人帶著幾個干部模樣的人走進了院子。聞聲而出的父親趕緊和來人握手，把大家讓進屋里。

“我在屋外聽長輩們說，那個領頭的是縣委書記。”甘語錄說，當時聊什么大事不知道，只記得客人們在家里坐了一個多小時，沒吃飯就走了。

“趕上月季花開的時候來了，習書記還會在不大的院子里走一圈，仔細看看月季花的長勢。”甘語錄記得，自家半畝地大的宅院里，一半是房子，另一半幾乎都種上了月季花。“那時候，月季花還是稀罕物，集市上，一盆花能賣3到5塊錢。”

后來，從小院到荒灘地，再到自家農(nóng)田，甘家的月季花越開越旺，成為正定首批萬元戶之一。

以前只有勞模受表彰，誰知道在院里種個月季花，成了萬元戶也能當先進、上臺領獎？時至今日，甘語錄還記得鄉(xiāng)親們對于父親獲獎的驚訝。

不過，當年的“特別獎”獲得者、時任縣委宣傳部通訊組組長的高培琦卻深知此舉的深遠意義：“開表彰大會、搞‘率先致富獎’是習書記提議的。寫著縣委書記和縣長名字的證書，300元獎金和一輛自行車，意味著政府給致富農(nóng)民撐腰呢。”
支持并號召群眾靠勤勞致富，讓生活好起來、富起來，是習近平任職正定后，始終牽掛于心的大事。

“治國之道首先裕民，民富才能國強。”1984年2月，習近平在一次會議上這樣說。

上世紀80年代初，正定從事農(nóng)業(yè)的人口占70%，從事其他行業(yè)的占30%，工農(nóng)業(yè)總產(chǎn)值里農(nóng)業(yè)占70%，其他占30%。習近平認為，應把這兩個比例顛倒過來——讓70%的人去搞多種經(jīng)營，讓工業(yè)、副業(yè)、旅游業(yè)收入占70%。這樣群眾生活才能改善，經(jīng)濟才能發(fā)展。

習近平發(fā)現(xiàn)，解決了高征購問題，發(fā)展多種經(jīng)營與商品生產(chǎn)有了空間，但當時全縣干部群眾中卻普遍存在著“想富不敢富、想富不會富、想富不能富”的現(xiàn)象。
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，“左”的思想干擾仍影響著正定，因干涉農(nóng)民種瓜引發(fā)的留村“拔瓜事件”曾轟動全國，更是一度讓人談“富”色變。

在時任縣委辦公室資料組組長王志敏的記憶中，南牛公社樹路大隊村民就因私下買賣土布，被工商部門當作非法交易處罰。

習近平了解到這一情況，當即表示：村民們的交易行為并沒有損害國家利益，工商部門不應沒收。

樹路大隊的情況在正定并非個案。

在縣委工作會議上，習近平深入分析了類似現(xiàn)象存在的原因，指出這是因為沒有劃清勤勞致富與剝削致富的界限，“把運用正當手段實現(xiàn)勤勞致富與投機鉆營、非法剝削混淆起來了”。

他還多次在會議上批評一些干部把先富起來的“兩戶一體（指專業(yè)戶、重點戶、經(jīng)濟聯(lián)合體）”看成是搞歪門邪道的非“正統(tǒng)”百姓。他說，這是一種偏見。
1983年10月，習近平就任縣委書記。兩個月后，他就主持召開了全縣第一次大型商品生產(chǎn)會議——發(fā)展商品生產(chǎn)三級干部會議，會期長達5天半，590人參會。

會上，習近平明確提出，“要繼續(xù)放寬政策，搞活農(nóng)村經(jīng)濟，使農(nóng)民有更多的發(fā)展余地，這是時代的要求，黨的要求，農(nóng)民的希望”。

翻看習近平當時的會議講話，“鼓勵勤勞致富、率先致富，是黨的一項基本政策”“正當?shù)膭趧又赂?，都是無可指責的，必須大力支持”的話多次出現(xiàn)。

如何在經(jīng)濟上幫助扶持、在法律上堅決保護，使群眾能夠大膽致富、公開致富、光榮致富？

在習近平的主持推動下，縣委和縣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。

1984年3月7日，縣委《關于大力發(fā)展“兩戶一體”的幾項規(guī)定》提出，“對于取得顯著成績的‘兩戶一體’，由縣政府為其頒發(fā)光榮證，并予以適當獎勵”。

1984年4月4日，縣委辦公室《關于認真檢查對待專業(yè)戶的一些錯誤做法的通知》提出，“對‘兩戶一體’進行打擊、刁難、阻礙的，要認真追查，嚴肅處理”“各級都要為‘兩戶一體’撐腰”。

李亞平介紹，習近平很重視“發(fā)揮致富樣板作用”，尤其是鼓勵他自己分包的滹沱河南片和城關片9鄉(xiāng)1鎮(zhèn)要率先致富。

習近平提出發(fā)展庭院經(jīng)濟，通過搞試點、開現(xiàn)場會引導人們在自家院里搞副業(yè)，一批致富能手出現(xiàn)了，他們有的在院子里養(yǎng)魚種花，房頂上種菜，有的在院里建起大棚，冬天種花和錯季菜。

種月季花致富的甘國田就是這樣走進習近平視線的。

獲獎后，不僅正定縣很多人來買他家的月季花，縣外甚至省外也有人慕名而來。附近十里八鄉(xiāng)的鄉(xiāng)親一撥又一撥來參觀學習，越來越多的人種起了月季。
“不管誰來，不管誰問，他都耐心地教。”甘語錄說，那時父親說得最多的就是：習書記說了，一人富不算什么，能帶動鄉(xiāng)親們致富，才真的值！

習近平不光關注著泥土里走出的甘國田，他還希望涌現(xiàn)更多的致富帶頭人。

“大搞農(nóng)工商、農(nóng)民變工人、離土不離鄉(xiāng)”，這是習近平為正定發(fā)展商品生產(chǎn)謀劃的路子。

1983年，原本在縣廣播站工作的張新立，因愛好無線電發(fā)明，喜歡技術創(chuàng)新和改造，辭職辦起了春光電器廠。

1984年，廠里研制出一款新型舞臺燈光設備“彩色燈光聲控器”。習近平聽說后，馬上就來到這個名不見經(jīng)傳的小廠子調(diào)研。

“我在廠里給他現(xiàn)場演示了這套產(chǎn)品。”張新立回憶，“習書記主動問我們廠有什么困難，還需要什么支持”。

讓他沒想到的是，得知廠子遇到銷路困難，習近平通過各種途徑幫忙介紹客戶，使春光電器廠的產(chǎn)品賣進了中央電視臺，廠子也就此活了起來。

1985年農(nóng)歷正月初八，寒氣逼人。

“走，咱們給張新立拜年去！”一大早，習近平就帶著李亞平，騎車20里來到位于東權城村的春光電器廠。

習近平看車間，問經(jīng)營，并叮囑，廠子發(fā)展再遇到什么困難，直接找他。

“習書記，張新立比你年齡還小，你又是縣委書記，咋給他拜上年了？”回到機關，李亞平不解地問。

“因為他這個致富典型很有意義，可以起到領路、示范作用。”習近平的回答意味深長。

為了孩子們而發(fā)火

“教育關系著子孫后代，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學校。”
——習近平

 “習書記今天發(fā)火了！”1984年3月的一天，習近平騎車下鄉(xiāng)回到機關大院不久，不少人便聽到這樣一個消息。不止一位同行的工作人員說，“這可是頭一回見習書記發(fā)這么大火”。
什么事惹得在人們眼中一向平易近人的習近平如此生氣？原來，當天習近平一行騎車來到北賈村小學查看校舍。令他沒想到的是，一眼看去，富裕的北賈村，小學竟然是這樣的景象：坍塌的大門，破敗不堪，無人修葺，老師學生就從墻上的一個大窟窿進進出出；“到什么時候？”習近平打斷村干部的回答，“你們今晚就開會落實整改，下星期去縣教育局報計劃。至少先要有院墻、燈泡、玻璃，有木“就你們村的條件，不應該把小學搞成這個樣子，完全有條件把學校好好改善。如果一個月內(nèi)你們還不行動，就要撤你的職！這件事還要告訴鄉(xiāng)里，鄉(xiāng)黨委也要督促過問，否則，他們要負‘連坐’責任！”臨走時，習近平語氣有所緩和：“你們呀，對不起你們的子弟。”據(jù)說，這是習近平就任縣委書記后第一次下鄉(xiāng)發(fā)火。在回機關的路上，習近平還反復向身邊的同志們強調(diào)：人命關天，怎么能當兒戲。教育關系著子孫后代。習近平深知，教育興，人才興，事業(yè)興。事實上，早在1982年春，習近平開始分管教育工作后不久，就建議并部署了對全縣學校危房的一次大普查。普查的起因是他聽到許多群眾反映，孩子在家是寶貝，到了學校是乞丐，許多村最破的是學校，甚至流傳著“遠看像破廟，近看是學校”“黑屋子、土臺子、泥孩子”的順口溜。普查結果令習近平吃驚。全縣200多個村的中小學校，竟有3500多平方米的校舍是危房，萬余名小學生常年趴在水泥板課桌或者土坯臺上上課，4萬多名中小學生自帶板凳，大部分校舍陳舊，不能遮風擋雨，教室窗戶無玻璃，冬天無取暖設備……由于體制原因，辦教育、搞投資、管學校一直被認為是教育局的事，公社和大隊在辦學上形成了與己無關的“慣性”。雖說歸教育局管，可正定當時是“吃飯財政”，1982年財政收入才1296萬元，除去教師工資等“大頭兒”，用于教育的款項已經(jīng)剩不下多少錢來維修校舍。為了扭轉這個被動局面，習近平在全縣教育工作“三干會”上提出，打破“教育是教育局的事，與公社、大隊無關”的思想，一個公社，一個大隊，對轄區(qū)的學校是主管單位，實行“誰家的孩子誰抱”然而，會也開了，辦法也有了，一年時間過去，落實情況卻不如人意。1983年10月的一份縣委《情況簡報》上顯示，南牛公社南永固小學，教室18間，因房子已經(jīng)漏天，門窗破爛不堪，一二年級學生已停課一星期。留存至今的簡報上，習近平寫于18日的批示清晰可見：“南牛公社黨委應從南永固小學辦學條件問題中，看到與縣委要求的差距，采取有力措施，迅速改善小學的辦學條件，不然就是失職了。”隨后習近平又看到一份報告，縣第一所完小里雙店公社傅家村小學校舍全是危房，時至深秋，仍有兩個班孩子在露天上課。習近平坐不住了。“走，咱們?nèi)W校看看。”他叫上時任副縣長的何玉，推起自行車就準備到學校去。沒想到，還沒走出縣委大門，就接到去石家莊開會的緊急通知，習近平便讓何玉繼續(xù)前往，回來向他匯報。“沒有一間房是不漏天的，沒有一根房梁是不用棍子頂著的，沒有一扇窗戶是有玻璃的，沒有一個門不是鐵絲扭著的……”聽完這樣的匯報，習近平急了。“在他看來，人命關天，這是大事。”何玉回憶，“我跟他說，其實，不止這兩個學校，咱們東北片、西北片好多校舍都是這樣的。”“東北片、西北片不富裕，那條件好點兒的村總行吧？永安公社離縣城近，幾乎村村經(jīng)濟條件都不錯，咱們再找時間去那里看看。”就這樣，才有了后來的北賈村小學之行，有了那次發(fā)火。離開北賈村前，習近平語重心長地對村干部說，“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學校”。此后，他讓縣委專門發(fā)出通知，要求各鄉(xiāng)鎮(zhèn)、各村都要這樣做。為掌握全縣校舍危舊情況和修繕進度，習近平一有時間就去轉學校。近的騎自行車，遠的開車去，一轉就是好幾個村。哪個村、哪個學校、哪一間教室是危房，危到什么程度，習近平都要在筆記本上一項不落地記下來。在聽取校舍改善工作匯報時，他會當場點出來：哪個學校哪個教室的窗戶修了沒，哪個學校哪排平房的房頂補上了沒？習近平掌握情況之細讓前來匯報的縣教育局局長和校長們很疑惑：“習書記咋那么清楚，啥都知道？”回憶起當年的細節(jié)，何玉還忍俊不禁：“他們哪知道啊，習書記早把情況摸透了，都在筆記本上記著呢。”“習書記可記掛著北賈村小學的事哩。”1984年夏天接任校長的王正安今年已經(jīng)76歲，他清楚地記得，習近平離開正定赴廈門前又一次來到北賈村小學，詢問校舍改造工程進展。看到已經(jīng)設計出來的新圖紙，習近平問：“建新樓還差什么？”“我們村有兩個磚窯和一個水泥廠，現(xiàn)在就缺鋼筋。”王正安回答。習近平聽了，扭頭交代隨行工作人員記下來，要落實鋼筋的事。離開學校時，習近平從上衣兜里拿出一疊錢遞到王正安手里，讓給孩子們買圖書。他推讓了半天才接過來，忍不住鼻子發(fā)酸。習近平離開后，他和總務主任一起數(shù)了數(shù)，10元面額，整整20張，相當于當時縣處級干部三個月的工資。此后，在縣里支持下，學校從正定縣建筑公司拉回來一車平價鋼筋。1985年底，1500平方米的二層教學樓建好了。1986年的“六一”，孩子們開始了新校舍的第一堂課。近日，記者來到北賈村小學。剛剛放學的孩子們，在校門前的小廣場上歡快地奔跑著。“這棟教學樓是2012年再次修建的，這棟樓之前，就是托習書記的福，拆掉破瓦房蓋起的二層教學樓。習書記第一次來時，那邊是六七排破瓦房，后來蓋起的新樓在這個位置，這邊還有幾間廂房，也是教室……”王正安指著校園內(nèi)的建筑一一向記者介紹。“真希望習書記再回來看一看。”32年來，這成了老校長未了的心愿。同樣懷揣一樁多年未了心愿的，還有時任縣委辦公室資料組干事的賈俊華：“習書記調(diào)走后，曾給我來過一封信。信中問我，有沒有當年他幫助過的兩個黃石小姑娘的情況。他說，不知道那兩個家境困難的孩子，現(xiàn)在過得怎么樣……可是，直到今天，我也沒有圓滿完成任務。”1984年夏天的一天，習近平從北京乘火車返回正定。途中，鐵路工作人員查票，發(fā)現(xiàn)車廂里一對小姐妹上車沒買票。姐妹倆向工作人員解釋，自己是湖北黃石人，去唐山投親未果，實在沒錢買票回家了，一邊說一邊急得直掉眼淚。
 

習近平聽了姐妹倆的訴說，尤其是看到她們穿得破舊，臉上稚氣未消，就主動掏出錢來為她們補了票。兩個小姑娘拉著習近平，堅持要恩人留下姓名地址，說將來一定去還錢。習近平只好告訴姐妹倆：“我是正定縣委辦公室的，我姓習。”后來，這對姐妹真的找到正定縣委大院，可令她們沒想到的是，習近平竟然是縣委書記。最后，習近平不僅沒要她們還的車票錢，還又掏錢讓賈俊華送她倆到石家莊火車站，登上回家的火車。這件事，被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寫進了懷念習仲勛的文章《我用微笑送你遠行》中，因為她十分欣慰，兒子能像父親一樣，“把"習書記今天發(fā)火了！”